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宋朝在人们的眼中总是以积贫积弱的形象登场，这样的概括似乎过于片面，宋朝其实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顶峰。提到赵宋，提到东京汴梁，我们马上就会想到张择端所绘的旷世名画《清明上河图》中汴梁以及汴河两岸的繁华景象和自然风光，“州桥夜市煎茶斗浆，相国寺内品果博鱼。金明池畔填词吟诗，白矾楼头宴饮听琴”，这些诗情画意的场面，无不直触现代人最敏感的神经。谈到十一世纪，我们犹如来到最伟大的时期。回到宋朝，在宋朝人的街市里闲庭信步，当你行得不亦乐乎的同时又会惊讶宋朝人货殖观念中的诸多现代元素。〔本网释：货殖（huozhi）是指谋求“滋生资货财利”以致富而言。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司马迁所指的货殖，还包括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在内。〕

  　商标的出现，当然是经济高度发展的结果，那么中国的商标源起于何时呢？据载北宋济南有家刘氏钢针店铺，该店铺产的钢针质优价廉，在当地颇负盛名，店主为了使生意能够持续红火，别出心裁地制作了一种“白兔儿”铜板，铜板上有画也有字，铜板呈方形，中间绘有白兔捣药图。画两侧书有店名“济南刘家针铺”以及宣传语“认门前白兔儿为记”。这块“白兔儿”铜板一出世就注定着会成为宠儿，因为它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专用商标。

  　商品商标的出现，很大方面的原因要归结于宋朝市场上制假售假行为的泛滥。谢采伯《密斋笔记》谈道，当时高丽国所产的席子质量非常优良，手感轻柔卷舒，市场上一般极为少见。四明人见机而仿制高丽席子行销于市，虽然是伪制品，但四明所产的席子晶莹光润，尤为招人喜爱，以至于可以以假乱真。

  　因为售假行为过于猖獗，东京汴梁的店家便想出了一些绝招。比如当时城里的制靴者，都要在靴子衬里放上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的是由谁制造的字样，以供买家核查。在商品上标上制造者的名字，店家无疑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商品与众不同，并且不失为吸引新老顾客的一种方式，同样这也是对买家负责的表现。宋话本《碾玉观音》中崔宁所制的玉观音，刻有“崔宁造”三字，郡王府就是根据这字样而找到了碾玉匠崔宁。另《醒世恒言》第十三卷《勘皮靴单证二郎神》里对靴子藏字之事有具体记载：“众人争着上前看，原来那纸条上面写着：‘宣和三年三月五日铺户任一郎造’。”靴匠任一郎家中专设有一本“座簿”，“座簿”详细记载有每日靴子的行销去向，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都无有遗漏，此举也是为了避免日后买卖纠纷。买家如果想验明靴子的真假，“只消割开这靴，取出纸条来看，便知道端的。”

   宋朝人在各个行业都有名牌商标，如制墨业有名震一时的“潘谷墨”，制伞业有临安八十四骨、紫竹柄的“舒家伞”这在当时都是一等一的牌子。放到如今说，就是国家免检产品、驰名商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