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咖啡馆用海南景点为厕所取名，男厕是“南天一柱”，女厕是“大小洞天”，被网友称为最“雷人”的厕所名。南海网报道后，咖啡馆次日把雷人厕所牌给摘了，有人即表赞扬：那是咖啡馆在道德上的幡然悔悟。

　　咖啡馆的老板娘摘牌，想必也并非觉得给厕所起这个绰号，在道德价值观上有多么不妥，而是出于避免商业官司的目的。因为它首先是个法律问题，其次才是道德之争。大小洞天虽不具备“解放区”、“大使馆”、“安腚门”、“排出所”或“男排女排”的政治涵义，但毕竟是海南的一个知名景点。假如海南也有个“观瀑亭”和“听雨轩”的景点，又被人用以命名男女厕，只怕也会招来名誉上的麻烦。

　　当然，一“观”一“听”之间的趣味，和“南天一柱”和“大小洞天”的所指是殊途同归的──虽然觉得无伤大雅，但又有一点别扭。这一点儿别扭，应是文化遗传的问题。因为在西边的中世纪，在东边的“存天理禁人欲”的时代，洗澡或排泄方式等对人体过度关注的行为，是亵渎神灵的，不雅。那个时代虽然已经远了，也不管一个人如何指责那是“反性福”的文化返祖，但它的价值观在当下的文化心理上还是有胎记一样的影响。只是事过境迁，它的表现早已不是中世纪的愤怒，而是眼前的一点儿别扭。比如晚清康有为在《大同书》里就这样“过度关注”他的“大同厕所”：“以机激水，淘荡秽气，花露喷射，花香扑鼻，有图画神仙之迹，令人起观思云，有音乐微妙之音，以令人科平清静。”在今天恐怕没人说不雅吧?包括《金瓶梅》中的诗词歌赋，在今天恐怕也没人愤怒了吧?

　　愤怒还是别扭，关键看“雅词俗用”是否挑战了当时道德的底线，它决定了某个时期公众的接纳、容忍限度。由于“大小洞天”并不是海南文化、风光上的地标，并没有隐含多少公众心里的道德底线，所以语言的指代道德的评判，已经被弱化。就象“鸟巢”、“水立方”被注册成男女内裤商标，“中央一套”被注册成避孕套时一样，网友也不过莞尔。这就是语言的进化生态。

　　在遇到意义的困境时，语言会表现出它顽强的生命力。因为所指和能指之间如果绝对的一一对应，那语言就是死水一潭。所以，语言的嬗变、发展，离不开语义指向的偏离、分化。当我们想说某个事，却苦于没有词汇来精确地表达，只得发出“任何语言都是苍白的”的感慨，这时，不如赋予一个词语以新的意义。如果在咖啡馆里想用海南的景点，给包厢一一来个风雅命名，给厕所起名字卡壳时，“南天一柱”和“大小洞天”就只好信手一拈。语言的嬗变，就象“潜规则”与规则抢道，并在最后“小三成正室”，变成了规则一样。只要还在道德底线的框架内，这个趋势就是挡不住的，包括那些在特定的语义场上已经偏离了原义的词语。比如目前，在表彰会上，你会想到“同志”是同性恋者吗?在婚礼或正式party上，你会想到“小姐”是妓女吗?一般还不会，但将来，恐怕就不见得。

　　所以归根结底，可怕的并不是“小姐”变妓女，“大小洞天”变女厕，而是它折射出来的指代道德约束上的焦虑。如果说我们依然有一点别扭，甚至愤怒，乃至不寒而栗，那也可能是基于这样一个寓言：今天，我们无视别人受的伤害；明天，自己受了伤害，就没有片言只语的安慰。哪一天它会不会跨过我们不能容忍的红线?谁能以最大的善意，以我们“不别扭”的方式，去创拓某些文字日益枯竭的语义?

　　“小姐”变妓女，“大小洞天”变女厕，我们尽管心存道德上的疑虑，但早已不再大惊小怪。因为一定要说挂了道德的彩，那受伤的又何止它们?

　　雅则雅耳，俗则俗矣。咖啡馆摘牌的道德意义是有的，但似乎并不大。(三人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