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外资并购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但让人担心的是：外资并购会不会造成国家经济竞争力减弱？有没有造成市场垄断？是不是影响到产业安全、国家经济安全？金融危机形势下中国企业应持以怎样的姿态？
外资并购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但让人担心的是：外资并购会不会造成国家经济竞争力减弱？有没有造成市场垄断？是不是影响到产业安全、国家经济安全？金融危机形势下中国企业应持以怎样的姿态？为此，中国质量万里行记者专访了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所长王志乐。
用平和的心态看待
中国质量万里行：本刊梳理了近年来发生的和消费者关系比较密切的外资并购事件，其中一个重要的现象是，很多行业内发展良好的民族品牌都乐于把企业卖出去，譬如苏泊尔、大宝，还有双汇等。你对此如何看待？
王志乐：首先，我们应当尊重企业家的决策，给企业家更宽松的经营环境。企业决策者对企业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最清楚，也对做出何种战略决策最有发言权。
再者，我们应当用企业发展的自身规律看待并购。卖出企业和买入企业都是企业实施发展战略的重要措施。从产品买卖到企业的买卖，其实是企业竞争的更高阶段。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应当善于在合适的时机以合适的价格卖出自己企业的一部分或全部，也要善于在合适的时机和合适的价格买入别的企业，其目的都是为了创造价值。我们对于跨国并购还不熟悉，而这恰恰是中国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进而成长为全球公司的必修课。我们要通过接受外资并购和走出去并购外国企业来学习跨国并购。这方面我们还需要静下心来做很多功课，学习很多企业的经验和教训。不参与并购，不可能学会并购，更不可能走向世界和并购外国公司。
中国质量万里行：但对于一些民族品牌被外资收购或者被外资控制，很多人一方面在情感上难以接受，另一方面担心大量并购会形成垄断。因为购买方往往本身是强势企业，而被购方也大都是行业里的领军人物，市场占有率很高。
王志乐：民族品牌是一个非经济学和非法律概念。品牌是企业竞争的资源，是企业在竞争中培育出来的，属于具体的某个企业或某个企业群体。事实上只存在“中国企业的品牌”，而不存在“民族品牌”或者“中国品牌”。品牌都是某个企业注册和拥有的，没有一个品牌是以国家和民族来注册的和支配使用的。因此我们在并购事件中要保持平和的心态，不要把并购意识形态化。
当然，外资大量并购有可能导致行业垄断的风险，要具体分析，积极应对。
判定外资在并购后是否形成垄断，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垄断。一些人说某某领域被外资“垄断”了，其理由是这个行业各个外资企业占有的市场份额加起来达到很大比重。
这种判断有两点失误。首先，同一行业内的外资企业之间也存在竞争。不应当把一个行业所有外资企业加在一起作为一个市场竞争主体来作判断。第二，市场份额集中是垄断的条件，但不等于垄断。
严格地讲，垄断是指单个企业运用其市场优势地位来限制竞争的一种行为。从我们的调查看，目前有少数行业确实存在某个外资企业市场份额集中度高的情况，但还没有真正形成垄断，即这个外资企业利用其市场份额集中的优势限制竞争。从目前看，一个外资企业还难以在短期内形成对中国某个产业的垄断。
现在真正的垄断企业还多是国有企业。国家在市场准入上有限制，行政造成的垄断。随着改革开放步伐加大，绝大多数行业应该允许外资、民营企业进入。这样对中国的产业安全最有利。
不能把一个企业或者一个产业在市场竞争中遭遇困难就上升到国家经济安全的高度，这样做往往会使某些企业以国家经济安全为名行企业保护之实。
不会危及国家安全
中国质量万里行：伴随着外资企业的大量并购，本土中小企业受到挤压，会不会降低国家经济竞争力？如果外资企业在某一行业出现了垄断现象，会不会危及国家经济安全？
王志乐：外资并购是企业之间的商业行为，从现有并购案例看，不管国内企业是被甲公司收购还是被乙公司兼并，即便由外资控股，最终也是变成中国的外资企业，是中国企业群体的一分子，它的运行受中国法律规范和中国政府管理。在并购中，如果外资企业构成了行业垄断，那么这是市场经济秩序问题，或者说是经济健康问题，不是经济安全、产业安全问题。
况且对于外资企业的垄断倾向我们可以通过相关法规加以约束。最近商务部等六部委出台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就是一部规范外国投资者并购活动的法规。其中对于外资并购可能带来的市场垄断问题进行了周密的限定。退一步说，万一形成垄断，国家也可以通过《反垄断法》加以制约。事实证明，多年来我国政府对于外资的引导和管理是成功的，存在的一些缺陷也正在改进之中。
目前绝大多数并购案发生在一般竞争性领域，这些行业并不触及国民经济命脉。至于国民经济的重点产业或战略性产业如石油、铁路、石化、运输、煤炭等，依然控制在国企手中，有外资影子的钢铁、水泥、电力、机械、冶金等行业，外资的比例也都很低。
中国质量万里行：你的意思是，外资并购不会危及经济安全？
王志乐：国家经济安全是相对外来威胁而言的。而外资企业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公司。它们不仅具有中国企业的法律地位，而且已经深深地融入中国经济体系。这些企业创造了中国约1/3的工业产值，提供了全国超过1/5的税收，雇佣了2000多万员工。国家统计局历来把外资企业作为中国经济的一部分纳入国家经济统计。
更为重要的是，外资企业已经成为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最积极的企业群体。外资企业引进技术在中国引进技术总额中约占50％，外资企业出口约占中国全部出口60％，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88％是外资企业实现的。以一批著名跨国公司为龙头，在中国形成了一条又一条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链。显然，外资企业作为最具有活力的企业群体，大大加强了中国企业在全球的竞争实力。如果中国企业群体不包括外资企业，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将大打折扣。换言之，中国的国家经济安全度会大大下降。
所以，中国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竞争、并购等问题，包括垄断问题不能统统上升为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基本上属于国内经济运行中的问题，涉及的是经济体制或运行机制是否健康的问题，不应当将这种商业行为意识形态化，进而渲染为国家经济安全问题。
中国质量万里行：那你的意思是，这些年在外资并购过程中，中国经济安全度实质上是提高了？
王志乐：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否安全，主要看其经济竞争力。没有竞争力的国家面对外部竞争就难以保障安全。国家经济竞争力又决定于企业的竞争力。
我认为中国经济安全度提高了，一个重要根据是这些年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大大加强了。例如，《财富》杂志最新排名的全球500大公司名单(2005)，有19家中国大陆企业，上榜数量居世界第六，仅次于美、日、英、法、德，而1996年还只有3家中国企业上榜。中国企业不仅数量大大增加，质量也显著提高。今年全球500大的平均销售收益率是6.42％，中国的19家企业平均销售收益率是6.88％，这个数字超过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和德国。有的中国公司已经成为行业的领先企业。例如中国移动销售收入排在全球电信公司第11位，但是其销售收益率和资产收益率分别排在第二和第三。最近，其市值跃升全球电信公司第一。
历史上，一个国家崛起的时候往往伴随着一大批世界级的企业出现在在国际舞台上。目前，中国企业群体正在崛起，而且势头强大。中国企业竞争力的上升是中国国家经济安全度提升的关键。不应当割断历史，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问题。
在开放中应对经济危机
中国质量万里行：在当前经济危机的大形势下，中国是受金融危机冲击最小的，不少人认为，这得益于中国的企业、经济没有完全开放。在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有的要求买国货，有的要求雇佣国人等等，这些都是反全球化的，你对此有何看法？
王志乐：这个问题要历史地、从全球视野来看，否则看问题有可能偏离事实真相。也就是说，要看最近这些年全球的企业、全球的产业发展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趋势。按照我们跨国公司研究所的调查，全球化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1992年以来，全球的企业、全球的产业出现了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全球化程度大大提高。
1991年底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后，全球化的政治障碍被扫除了，出现了全球市场，伴随而来的是金融的高度全球化。而1990年代中期由于信息技术革命，使得经济全球化的技术支撑又得到了空前的加强。随之全球的跨国公司向全球公司转型，战略上从过去的跨国经营战略发展到全球经营战略；管理从过去的中心辐射式的管理，发展到全球网络、责任。
全球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在1994年的时候，海外的资产、销售、雇员一般只占到公司总量的40％多一点，但是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海外的部分越来越大，到现在都接近60％了。比如说IBM公司，2/3的员工，60％的收入来自于美国以外。它在全球配制资源，采购中心放在中国的深圳，财务中心在吉隆坡，人力资源中心在马尼拉，研发中心有8个，3个在美国，5个在海外，其中一个在北京，最后实现了24小时不间断的在全球范围的研发、整合。换句话说像这样一种全球化的公司，在此期间实现了寻找最优的资源，在全球的配制。
中国质量万里行：在全球化形势下，企业如何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
王志乐：我们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做《静悄悄的革命：跨国公司向全球公司转型》，把全球化进行了梳理，而这种变化是我们平常没有感觉到或者说不是那么引人注目的。在全球性公司出现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种全球性的产业。过去我们讲搞一个产业可以说是自力更生，自成体系，但是当前在世界上有很多产业已经很难自成体系了。因为真正有竞争力的产业，都是在全球吸纳资源，在全球布局，整合产业资源，打造全球产业链，像汽车产业、钢铁产业，飞机制造业都是这样的一种产业，高度的全球化。
全球性的公司、产业由于在全球配制资源，寻找最优的生产要素，所以就提高了资本、技术、人力等生产要素的效率，降低了成本，扩大了市场，从而极大地开发了全球的生产力。比如在1991年的时候全球商品出口总量34299亿美元。但是到了2007年已经将近14万亿，在这十几年之间增长了4倍。全球的GDP从21万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50多万亿美元。而世界500个最大公司的利润在1990年代初的时候只有3000多亿美元，但是到了2007年居然达到了16000亿美元，平均每一家大公司32亿美元。
所以说，全球公司、全球产业、金融的发展极大的把全球生产力开发出来了。那金融危机为什么会出现呢？我的观点是，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看，正是由于全球超越国界生产力的发展，面对的是以国家为界限的管理模式——现在实际上适应不了新生产力，也就是说由于缺乏超越国界的全球范围的协调和监管，最终导致了这次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短时间内各国买国货、雇佣国人等等好像是反全球化的，但是最后实行下去，都实行不通，因为新的生产力不可能退回来了。因此我认为全球化肯定会继续发展的。但是我们不少人缺乏这种全球视野，往往以狭隘意识形态的民族视野看世界，以经济全球化以前的观点看待全球公司和全球产业带来的竞争。
所以我觉得目前最大的问题，从我调查的国内、国外企业来看，我觉得恐怕最需要解决的是从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束缚中解脱出来，从民族国家视野扩大到全球的视野，从民族工业的思维上升到全球工业的思维。
企业利益而不是民族利益
中国质量万里行：中国企业应站在全球化的战略高度上应对金融危机？
王志乐：对。应对金融危机不应该以牺牲新的生产力为代价，而应当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应当通过坚持改革，特别是坚持开放来应对全球金融危机。
我觉得中国应该抓住金融危机提供的机会，使企业进一步全球化。应对全球公司、产业的竞争不能以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的企业与全球企业竞争。别的公司把我们中国的资源都吸纳进去，再来和你竞争，我们自己在一个国家之内跟他斗是不可能取胜的。
我们必须也要往跨国公司发展，但是现状不太乐观。联合国在发布100个世界个最大的跨国公司名单的同时，还发布了100家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的名单，中国有9家，如中信、中软、中建、联想等。这9家的跨国指数，就是海外部分占总公司总量的多少，普遍只有百分之十几、二十几。只有两家规模比较大，一个是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海外的部分占了47.7％，另一个是联想，2006年的数字是47％，估计现在已经超过50％了。
全球化指数低，意味着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吸纳资源，整合资源的能力低。所以我觉得这是这次金融危机之后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
中国质量万里行：要提高全球化指数，是不是说中国的企业要积极参与外资并购？
王志乐：两方面，引进来、走出去。第一个措施是继续引进来，创新利用外资的方式，积极参与外资并购。这几年我们国内对外资并购企业舆论的主调是反对的，而且动不动就用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这样的大帽子来看问题。
去年受商务部委托我们做了一次调查，对22家外资并购境内企业的案例进行了重新的梳理。调查中我们和案例的中方领导，跨国公司方面中国的代表，还有地区政府进行了充分沟通，但调查的结果非常遗憾。
我们调查的外资并购企业22个案例中，没有一个案例影响了国家经济产业的安全，案例中有一些是中外企业发生了争论、争执，本质不是国家民族利益的博弈，而是是中外企业利益的博弈，但争执中往往把企业的利益上升到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上去。实际上外资并购在中国有政府的看管，是很安全的。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学习并购，就跟过去外资来投资，我们学习建企业一样。但一些机会让企业抵制掉了，而我们企业里很多人连什么是恶意并购，什么是善意并购都不懂，更不要说怎么谈判等等了。
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把经济意识形态化，企业政治化。当然经济、企业有政治问题，但是我觉得在企业经营上就是企业，不应该上纲上线变成一种政治问题。以“苏泊尔”为例，当年国内不少人骂，说苏泊尔如果被法国人并购中国人做锅、做碗就不安全了，实际上是开玩笑。这个公司并购成功之后的效果，他们老总跟我讲实际上超出了意想，从品牌到国际销路，方方面面都得到了大大提升。
第二个方面我觉得中国企业应该走出去，打造中国的跨国公司，也增加我们在全球吸纳资源，整合资源的能力。这里我提倡向联想靠拢，中国真想走向世界，真想在新一轮经济竞争中取得优势，真得有像联想这样的全球跨国公司。
可以这么看，我们很多企业是国内企业，后来对外贸易便成了国际公司，但是在对外投资的时候才成为中国的跨国公司。只有对外投资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吸纳国际资源的进一步增强，才能真正的成为全球化公司。所以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应该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上去，变成发源于中国的全球公司，才能在世界上有真正的影响力。(记者 宿希强)
用平和的心态看待
中国质量万里行：本刊梳理了近年来发生的和消费者关系比较密切的外资并购事件，其中一个重要的现象是，很多行业内发展良好的民族品牌都乐于把企业卖出去，譬如苏泊尔、大宝，还有双汇等。你对此如何看待？
王志乐：首先，我们应当尊重企业家的决策，给企业家更宽松的经营环境。企业决策者对企业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最清楚，也对做出何种战略决策最有发言权。
再者，我们应当用企业发展的自身规律看待并购。卖出企业和买入企业都是企业实施发展战略的重要措施。从产品买卖到企业的买卖，其实是企业竞争的更高阶段。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应当善于在合适的时机以合适的价格卖出自己企业的一部分或全部，也要善于在合适的时机和合适的价格买入别的企业，其目的都是为了创造价值。我们对于跨国并购还不熟悉，而这恰恰是中国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进而成长为全球公司的必修课。我们要通过接受外资并购和走出去并购外国企业来学习跨国并购。这方面我们还需要静下心来做很多功课，学习很多企业的经验和教训。不参与并购，不可能学会并购，更不可能走向世界和并购外国公司。
中国质量万里行：但对于一些民族品牌被外资收购或者被外资控制，很多人一方面在情感上难以接受，另一方面担心大量并购会形成垄断。因为购买方往往本身是强势企业，而被购方也大都是行业里的领军人物，市场占有率很高。
王志乐：民族品牌是一个非经济学和非法律概念。品牌是企业竞争的资源，是企业在竞争中培育出来的，属于具体的某个企业或某个企业群体。事实上只存在“中国企业的品牌”，而不存在“民族品牌”或者“中国品牌”。品牌都是某个企业注册和拥有的，没有一个品牌是以国家和民族来注册的和支配使用的。因此我们在并购事件中要保持平和的心态，不要把并购意识形态化。
当然，外资大量并购有可能导致行业垄断的风险，要具体分析，积极应对。
判定外资在并购后是否形成垄断，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垄断。一些人说某某领域被外资“垄断”了，其理由是这个行业各个外资企业占有的市场份额加起来达到很大比重。
这种判断有两点失误。首先，同一行业内的外资企业之间也存在竞争。不应当把一个行业所有外资企业加在一起作为一个市场竞争主体来作判断。第二，市场份额集中是垄断的条件，但不等于垄断。
严格地讲，垄断是指单个企业运用其市场优势地位来限制竞争的一种行为。从我们的调查看，目前有少数行业确实存在某个外资企业市场份额集中度高的情况，但还没有真正形成垄断，即这个外资企业利用其市场份额集中的优势限制竞争。从目前看，一个外资企业还难以在短期内形成对中国某个产业的垄断。
现在真正的垄断企业还多是国有企业。国家在市场准入上有限制，行政造成的垄断。随着改革开放步伐加大，绝大多数行业应该允许外资、民营企业进入。这样对中国的产业安全最有利。
不能把一个企业或者一个产业在市场竞争中遭遇困难就上升到国家经济安全的高度，这样做往往会使某些企业以国家经济安全为名行企业保护之实。
不会危及国家安全
中国质量万里行：伴随着外资企业的大量并购，本土中小企业受到挤压，会不会降低国家经济竞争力？如果外资企业在某一行业出现了垄断现象，会不会危及国家经济安全？
王志乐：外资并购是企业之间的商业行为，从现有并购案例看，不管国内企业是被甲公司收购还是被乙公司兼并，即便由外资控股，最终也是变成中国的外资企业，是中国企业群体的一分子，它的运行受中国法律规范和中国政府管理。在并购中，如果外资企业构成了行业垄断，那么这是市场经济秩序问题，或者说是经济健康问题，不是经济安全、产业安全问题。
况且对于外资企业的垄断倾向我们可以通过相关法规加以约束。最近商务部等六部委出台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就是一部规范外国投资者并购活动的法规。其中对于外资并购可能带来的市场垄断问题进行了周密的限定。退一步说，万一形成垄断，国家也可以通过《反垄断法》加以制约。事实证明，多年来我国政府对于外资的引导和管理是成功的，存在的一些缺陷也正在改进之中。
目前绝大多数并购案发生在一般竞争性领域，这些行业并不触及国民经济命脉。至于国民经济的重点产业或战略性产业如石油、铁路、石化、运输、煤炭等，依然控制在国企手中，有外资影子的钢铁、水泥、电力、机械、冶金等行业，外资的比例也都很低。
中国质量万里行：你的意思是，外资并购不会危及经济安全？
王志乐：国家经济安全是相对外来威胁而言的。而外资企业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公司。它们不仅具有中国企业的法律地位，而且已经深深地融入中国经济体系。这些企业创造了中国约1/3的工业产值，提供了全国超过1/5的税收，雇佣了2000多万员工。国家统计局历来把外资企业作为中国经济的一部分纳入国家经济统计。
更为重要的是，外资企业已经成为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最积极的企业群体。外资企业引进技术在中国引进技术总额中约占50％，外资企业出口约占中国全部出口60％，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88％是外资企业实现的。以一批著名跨国公司为龙头，在中国形成了一条又一条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链。显然，外资企业作为最具有活力的企业群体，大大加强了中国企业在全球的竞争实力。如果中国企业群体不包括外资企业，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将大打折扣。换言之，中国的国家经济安全度会大大下降。
所以，中国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竞争、并购等问题，包括垄断问题不能统统上升为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基本上属于国内经济运行中的问题，涉及的是经济体制或运行机制是否健康的问题，不应当将这种商业行为意识形态化，进而渲染为国家经济安全问题。
中国质量万里行：那你的意思是，这些年在外资并购过程中，中国经济安全度实质上是提高了？
王志乐：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否安全，主要看其经济竞争力。没有竞争力的国家面对外部竞争就难以保障安全。国家经济竞争力又决定于企业的竞争力。
我认为中国经济安全度提高了，一个重要根据是这些年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大大加强了。例如，《财富》杂志最新排名的全球500大公司名单(2005)，有19家中国大陆企业，上榜数量居世界第六，仅次于美、日、英、法、德，而1996年还只有3家中国企业上榜。中国企业不仅数量大大增加，质量也显著提高。今年全球500大的平均销售收益率是6.42％，中国的19家企业平均销售收益率是6.88％，这个数字超过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和德国。有的中国公司已经成为行业的领先企业。例如中国移动销售收入排在全球电信公司第11位，但是其销售收益率和资产收益率分别排在第二和第三。最近，其市值跃升全球电信公司第一。
历史上，一个国家崛起的时候往往伴随着一大批世界级的企业出现在在国际舞台上。目前，中国企业群体正在崛起，而且势头强大。中国企业竞争力的上升是中国国家经济安全度提升的关键。不应当割断历史，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问题。
在开放中应对经济危机
中国质量万里行：在当前经济危机的大形势下，中国是受金融危机冲击最小的，不少人认为，这得益于中国的企业、经济没有完全开放。在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有的要求买国货，有的要求雇佣国人等等，这些都是反全球化的，你对此有何看法？
王志乐：这个问题要历史地、从全球视野来看，否则看问题有可能偏离事实真相。也就是说，要看最近这些年全球的企业、全球的产业发展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趋势。按照我们跨国公司研究所的调查，全球化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1992年以来，全球的企业、全球的产业出现了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全球化程度大大提高。
1991年底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后，全球化的政治障碍被扫除了，出现了全球市场，伴随而来的是金融的高度全球化。而1990年代中期由于信息技术革命，使得经济全球化的技术支撑又得到了空前的加强。随之全球的跨国公司向全球公司转型，战略上从过去的跨国经营战略发展到全球经营战略；管理从过去的中心辐射式的管理，发展到全球网络、责任。
全球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在1994年的时候，海外的资产、销售、雇员一般只占到公司总量的40％多一点，但是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海外的部分越来越大，到现在都接近60％了。比如说IBM公司，2/3的员工，60％的收入来自于美国以外。它在全球配制资源，采购中心放在中国的深圳，财务中心在吉隆坡，人力资源中心在马尼拉，研发中心有8个，3个在美国，5个在海外，其中一个在北京，最后实现了24小时不间断的在全球范围的研发、整合。换句话说像这样一种全球化的公司，在此期间实现了寻找最优的资源，在全球的配制。
中国质量万里行：在全球化形势下，企业如何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
王志乐：我们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做《静悄悄的革命：跨国公司向全球公司转型》，把全球化进行了梳理，而这种变化是我们平常没有感觉到或者说不是那么引人注目的。在全球性公司出现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种全球性的产业。过去我们讲搞一个产业可以说是自力更生，自成体系，但是当前在世界上有很多产业已经很难自成体系了。因为真正有竞争力的产业，都是在全球吸纳资源，在全球布局，整合产业资源，打造全球产业链，像汽车产业、钢铁产业，飞机制造业都是这样的一种产业，高度的全球化。
全球性的公司、产业由于在全球配制资源，寻找最优的生产要素，所以就提高了资本、技术、人力等生产要素的效率，降低了成本，扩大了市场，从而极大地开发了全球的生产力。比如在1991年的时候全球商品出口总量34299亿美元。但是到了2007年已经将近14万亿，在这十几年之间增长了4倍。全球的GDP从21万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50多万亿美元。而世界500个最大公司的利润在1990年代初的时候只有3000多亿美元，但是到了2007年居然达到了16000亿美元，平均每一家大公司32亿美元。
所以说，全球公司、全球产业、金融的发展极大的把全球生产力开发出来了。那金融危机为什么会出现呢？我的观点是，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看，正是由于全球超越国界生产力的发展，面对的是以国家为界限的管理模式——现在实际上适应不了新生产力，也就是说由于缺乏超越国界的全球范围的协调和监管，最终导致了这次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短时间内各国买国货、雇佣国人等等好像是反全球化的，但是最后实行下去，都实行不通，因为新的生产力不可能退回来了。因此我认为全球化肯定会继续发展的。但是我们不少人缺乏这种全球视野，往往以狭隘意识形态的民族视野看世界，以经济全球化以前的观点看待全球公司和全球产业带来的竞争。
所以我觉得目前最大的问题，从我调查的国内、国外企业来看，我觉得恐怕最需要解决的是从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束缚中解脱出来，从民族国家视野扩大到全球的视野，从民族工业的思维上升到全球工业的思维。
企业利益而不是民族利益
中国质量万里行：中国企业应站在全球化的战略高度上应对金融危机？
王志乐：对。应对金融危机不应该以牺牲新的生产力为代价，而应当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应当通过坚持改革，特别是坚持开放来应对全球金融危机。
我觉得中国应该抓住金融危机提供的机会，使企业进一步全球化。应对全球公司、产业的竞争不能以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的企业与全球企业竞争。别的公司把我们中国的资源都吸纳进去，再来和你竞争，我们自己在一个国家之内跟他斗是不可能取胜的。
我们必须也要往跨国公司发展，但是现状不太乐观。联合国在发布100个世界个最大的跨国公司名单的同时，还发布了100家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的名单，中国有9家，如中信、中软、中建、联想等。这9家的跨国指数，就是海外部分占总公司总量的多少，普遍只有百分之十几、二十几。只有两家规模比较大，一个是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海外的部分占了47.7％，另一个是联想，2006年的数字是47％，估计现在已经超过50％了。
全球化指数低，意味着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吸纳资源，整合资源的能力低。所以我觉得这是这次金融危机之后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
中国质量万里行：要提高全球化指数，是不是说中国的企业要积极参与外资并购？
王志乐：两方面，引进来、走出去。第一个措施是继续引进来，创新利用外资的方式，积极参与外资并购。这几年我们国内对外资并购企业舆论的主调是反对的，而且动不动就用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这样的大帽子来看问题。
去年受商务部委托我们做了一次调查，对22家外资并购境内企业的案例进行了重新的梳理。调查中我们和案例的中方领导，跨国公司方面中国的代表，还有地区政府进行了充分沟通，但调查的结果非常遗憾。
我们调查的外资并购企业22个案例中，没有一个案例影响了国家经济产业的安全，案例中有一些是中外企业发生了争论、争执，本质不是国家民族利益的博弈，而是是中外企业利益的博弈，但争执中往往把企业的利益上升到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上去。实际上外资并购在中国有政府的看管，是很安全的。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学习并购，就跟过去外资来投资，我们学习建企业一样。但一些机会让企业抵制掉了，而我们企业里很多人连什么是恶意并购，什么是善意并购都不懂，更不要说怎么谈判等等了。
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把经济意识形态化，企业政治化。当然经济、企业有政治问题，但是我觉得在企业经营上就是企业，不应该上纲上线变成一种政治问题。以“苏泊尔”为例，当年国内不少人骂，说苏泊尔如果被法国人并购中国人做锅、做碗就不安全了，实际上是开玩笑。这个公司并购成功之后的效果，他们老总跟我讲实际上超出了意想，从品牌到国际销路，方方面面都得到了大大提升。
第二个方面我觉得中国企业应该走出去，打造中国的跨国公司，也增加我们在全球吸纳资源，整合资源的能力。这里我提倡向联想靠拢，中国真想走向世界，真想在新一轮经济竞争中取得优势，真得有像联想这样的全球跨国公司。
可以这么看，我们很多企业是国内企业，后来对外贸易便成了国际公司，但是在对外投资的时候才成为中国的跨国公司。只有对外投资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吸纳国际资源的进一步增强，才能真正的成为全球化公司。所以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应该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上去，变成发源于中国的全球公司，才能在世界上有真正的影响力。(记者 宿希强)
